------玉茗

　　也是一个冬日美好的日子，我读了卡夫卡的《一场梦》。我可以随着卡夫卡创作的K先生去他白日梦中的坟堆里散散步。看看那里埋着的白骨，幸运的话，我可以找到回来的路，带着一朵坟边采摘的小花。

　　“梦的怪异和晦涩之下隐藏着很多暗涌，从这些暗涌中可以推导出什么是精神原力，它有什么性质。多股精神力量的互相合作和抵触形成了梦。”佛洛依德在《梦的解析》中这样说。

　　卡夫卡是一位内心极其敏感的作家，他喜欢把自己的隐私隐藏起来。他的所有思想都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他的思想如加缪的作品《局外人》一样，是那个时代的局外人。象征性的作品、无法推理的对象，荒诞与现实，自然与超常是这位伟大作家作品的风格。

　　卡夫卡的一生，深刻受到弗洛伊德影响。对弗洛伊德而言，“梦就是经过伪装的愿望获得满足的表达形式。正如精神病症状一样，梦是欲望与禁律在精神上妥协的产物：欲望已经变了样，禁律也予以放行。”卡夫卡的欲望，在梦中释放表达，获得满足。

　　我在卡夫卡变形的白日梦世界中，跟随着K先生滑行在精妙曲折的公墓道路上。我试图去找到卡夫卡的欲望表达。后来我放弃了。我赞同加缪所说：“卡夫卡的所有艺术都在于强迫读者一读再读。 ”这种二次阅读，正是作者希求的。卡夫卡的《一场梦》是一部象征性作品，对于卡夫卡的象征性作品加缪还说：“如果我们想要将卡夫卡作品的一切细节都解释清楚，那我们就错了。象征总是寄于普遍之中，无论对其解读得多么准确，一个艺术家却也只能够重建这个过程：逐字释义并不存在。”因此，再也没有比一部象征性作品更难理解的了 。所以我对卡夫卡作品最大的诚意，就是投入他的白日梦，用理解伴随的心情，投入他的游戏之中。

　　我看着眼前摇摇晃晃的k先生，就像看到了卡夫卡摇摆在悲剧与日常、荒诞与逻辑的作品。

　　这时，头戴天鹅绒帽子的画家出来了。不是每个画家都是艺术家，但能称为艺术家的画家，想必都得带着天鹅绒帽子。卡夫卡在梦中让艺术家来书写他的墓碑，我看到艺术正是他此生的意义。

　　画家以其精湛的技艺写下“这里安息着——”，每个字母都显得那么清晰和优美，深深地镌刻在碑石上，金光闪闪。

　　我想对于卡夫卡来说写作就是他的宿命，他要在这里安息。清晰而优美的的金色大字在碑石上刻着，想必卡夫卡对于自己墓碑或者说对于自己一生中，所忠实的写作事业，是无比自豪与喜悦的。

　　可是艺术家却在碑石上写不下去了，艺术家先前书写的轻松活泼劲儿都消失了。艺术家的狼狈意味着卡夫卡的写作创作受到了阻碍。这时送葬乐队的钟声响起、以及艺术家愤怒的一脚跺开坟丘，都象征着如果要想创作继续，他必须要先让自己死去。

　　K先生起初不愿意自己跳下墓冢，他抱头呜咽了好半天。望着呜咽的K先生，我试图理解卡夫卡是否让现实中的自己消亡中也曾彷徨。杀死现实中的自己，完全把自己与现实割裂开来，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是智慧。

　　我看到K先生被气流轻推随即坠入墓冢深渊后，这时艺术家继续开始用巨大的花体字奋笔疾书的在墓碑中挥洒自如起来。

　　K先生死亡了，艺术家开始创作了。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但也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

　　卡夫卡创造了K先生和这场白日梦。这是一种超越，超越了作家现实中的自我，超越了作家构建的虚构世界中的自我，用第三只眼睛来审视。

　　卡夫卡曾说：“生命的意义在于终结。”

　　我认同卡夫卡的说法。作家如果想要创作，必须要让现实中的自己死掉，在作家建构的想象世界中活过来。作家的创作源泉，创作素材从哪里来？按照佛洛依德的观点，都从幻想来，但是我认为应该是想象。想象和幻想是不同的。艺术家（包含作家）和精神病的不同在于什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著名文学批评家特里林说：“艺术家靠的是想象，精神病的大脑依赖幻想。”

　　二者不同于，艺术家可以控制的想象力，在自己构建的文学世界中来去自由（如果可以做到的话，或者说应该做到），而精神病被幻想控制以至于大脑被吞噬。

　　作家余华在被问及为什么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的时候。余华说：“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界里被人追杀。如此周而复始，我的精神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自己却全然不觉，仍然沉浸在写作的亢奋里，一种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奋 。”后来余华做了一个梦，而当他找到从这场梦回来的路时，他的作品不再血腥暴力，而是回归了人间的温情。

　　在现实与艺术构建的世界中，能够搭建桥梁，并来去自如，才是自由的去爱去创造的基础。

　　愿K先生跳下去的时候，记得在洞穴前拴好一根爬上来的绳子。这便是我今日在卡夫卡构建的坟场中带回来的那朵花吧。